上海财经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翻译与国际传播——暨第五届财经翻译研究生论坛”顺利举行

2026年1月4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翻译与国际传播——暨第五届财经翻译研究生论坛”在校举办。论坛围绕“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新路径”“中外文明互鉴机制”“AI时代传统文化翻译的挑战与机遇”等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交流。与会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同学们畅所欲言，深入探讨了翻译在文明互鉴、知识流动与全球传播格局中的关键作用，推动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学术对话与协同创新。大会开幕式由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郭鸿杰教授主持。

首先，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赵珂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对与会专家学者、业界嘉宾以及参会师生表示热烈欢迎。赵珂教授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不仅构成中国人思想体系的重要内核，也为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重要价值。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跨越语言壁垒、有效走向世界，是翻译研究者、翻译教育者和青年学子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立足国家战略和时代需求，持续推进翻译理论研究、人才培养与国际传播实践的深度融合。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党委书记、总编辑王晓辉在“中华文化翻译与传播”报告中指出，对外翻译与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在于实现政治话语的平易表达、发展故事的生动讲述、中华文化魅力的有效阐释，以及文明互鉴的深入交流。他提出，新时代从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翻译与国际传播，应系统提升多方面能力，包括科学设置国际议题的能力、发现和选择对外资源的能力、扎实的外语基本功和高水平翻译能力，以及顺应时代发展的数智技术运用能力。他还特别强调翻译工作者应具备深厚的中外文化素养和工匠精神，以及家国情怀与世界情怀的统一。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献华教授以“‘一花独放不是春’——全球文明倡议中的花园隐喻和镜鉴思想”为题作报告。他指出，在《全球文明倡议》中，“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文明百花园”等表述不仅是修辞点缀，更是具有重要思想指向的核心隐喻。王教授通过重点讨论“文明互鉴”的概念内涵与翻译问题，强调通过他者反观自身，在反思中实现对话与共进。王献华教授呼吁青年学子在翻译与研究实践中回归常识、回归文化本身，在深入理解中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真正交流与互鉴。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巍岭在“国韵潮起：传统文化和现代商业的互相赋能”报告中从商业与文化互动的视角，系统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商业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她指出，优质商业产品不仅是经济载体，更是连接人们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重要媒介，能够在实现商业价值的同时反哺文化传承。报告系统梳理了“国潮”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强调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的持续互动，为文化创新与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现实路径。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静以“中华文明外译的协作机制与效能路径——以杨宪益夫妇为例”为题作报告，从协作治理视角深入探讨了中华文明对外翻译中“传而不通”的关键症结。她指出，中外合译被普遍视为提升传播效果的有效路径，但其内部决策与协作机制长期处于“黑箱”状态。以杨宪益与戴乃迭的长期合译实践为个案，余静教授揭示了不同阶段译者角色分工与权力结构的演变，并指出高效合译依赖于清晰稳定的决策结构、制度性权威与资源配置、话语协商能力以及译者之间的信任机制，为新时代中华文明对外翻译与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

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明星以“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与文明互鉴翻译思想研究”为题，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系统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思想的国际主义内涵。杨明星表示，马克思恩格斯的翻译实践以“为人类而翻译”为根本宗旨，服务于全人类解放和世界工人运动，体现出鲜明的国际主义立场和跨语种、跨文明的互鉴理念，并强调通过多语种互文互鉴不断完善原典思想传播。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在当代国际传播实践中，翻译工作者要在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思想的理论启示下，推进外交话语与文明互鉴翻译研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话语秩序，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影响力。

会议期间，论坛举行了Fin-Trans财经翻译大模型1.0发布会。上海财经大学助理研究员、项目首席架构师潘贵生博士系统介绍并现场演示了该模型的研发背景、技术路径与应用成效。潘贵生博士介绍，Fin-Trans1.0以Qwen3-8B为基座，通过高质量财经汉英语料微调，聚焦高质量财经文本汉译英任务。通过两轮系统评估、五轮测试以及与十个主流模型对比，基于COMET指标的评测结果显示，Fin-Trans1.0模型在同参数量级中表现突出，在多模型对比测试中位居前列。现场演示中，模型对财经政策文本及中国式经济隐喻的理解与翻译效果受到与会师生广泛关注，展现出较强的语义把握能力和专业适配度，为数智技术赋能财经翻译与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智能化路径。

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张达球教授以“中西四百年交流史数字记忆中的中国意象——来华传教士汉籍翻译与西传的影响”为题，系统梳理了16至19世纪来华传教士翻译汉籍、建构中国形象的历史过程。张达球指出，西方对“中国意象”的认知经历了由“慕华”到“鄙华”“敌视”的复杂演变，其背后与不同时期的政治、宗教和资本逻辑密切相关。依托数字语料平台和语义情感分析方法，他从政治制度、社会习俗、宗教哲学、经济与科技等多个维度揭示了西方文本中中国形象的生成机制及其意识形态动因，并指出近代以来对中国负面叙事的强化与西方战争–资本循环逻辑密不可分，为理解中国形象的历史建构及当代国际传播中的话语博弈提供了重要历史视角。

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郭鸿杰教授以“AI时代译者身份的重构——谈《国学入门要目及读法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的翻译”为题，探讨大模型技术对译者角色的深刻影响。他指出，技术进步并非削弱译者主体性，而是推动译者由“执行者”向“决策者”和“研究者”转型。在AI时代，译者需在工具选择、文本结构设计与译后编辑中发挥“仲裁人”和“设计员”作用，在项目统筹与人机协同中体现“工程师”能力，并通过广泛考据与文本细读，将翻译视为知识生产与学术传播的过程。他强调，人工智能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与视野，但真正决定译文质量与文化阐释深度的，仍是译者的判断力、学术素养与研究意识。

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朱舒然副教授以“中国古代哲学的跨文化重构：海外汉学家典籍英译个案研究”为题，基于本雅明“来世（afterlife）”理论，考察了《孙子兵法》英译本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范式演变。通过对Giles、Minford与Nylan三个代表性译本的语义编码与量化分析，朱舒然老师指出，《孙子兵法》在英译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从军事战术文本向治理哲学与全球思想资源的转化。海外汉学家的翻译实践并非简单移植，而是一种持续的跨文化重构过程，中国古代哲学正是在这一“来世”中获得新的生命形态，并由此回应当代世界议题，避免文化简约主义与文化本质主义的阐释陷阱。

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王莉娜副教授以“翻译的‘专’‘转’‘传’——谈《唐传奇新探》的翻译”为题，结合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实践，系统阐释了文学典籍翻译的专业路径。王莉娜老师指出，文学翻译同样具有高度专业性，其“专”体现为对历史与文学语境的把握、古籍文献考证能力以及社会文化元素与文学风格的综合再现；“转”是基于专业判断所进行的有意识转换与重构，是对语言与文化不可对等性的积极回应；“传”则是翻译的最终目标，强调译文被目标语读者理解、感知并纳入其认知与审美经验之中。她强调，“专”是基础，“转”是方法，“传”是归宿，三者共同构成中华古典文学对外译介的有效路径。

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吕雷宁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财经类文本中概念隐喻的翻译实践”。吕雷宁老师的报告基于Black的批评隐喻分析方法（CMA），从“语义冲突”和“语义张力”两个层面识别隐喻，并引入“源域共鸣值”作为衡量翻译妥当性的指标。在具体翻译实践中，维持意象、转换意象、舍弃意象和添加意象等策略，并通过定量对比验证译文在隐喻数量与结构上的整体一致性，为财经翻译中概念隐喻的系统处理与质量评估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路径。

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米丽英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寻珠于文，探骊于技：文学文本与科技文本的DeepSeek翻译能力探究”。米老师利用DeepSeek V3.2模型，对文学文本与科技文本的差异化翻译表现进行了实证分析。她以《二十四只眼睛》和《AI赋能的社会》为例，结合模型思维链轨迹与译文结果，系统考察了提示词设计、思维链结构与译后优化策略对翻译质量的影响。她指出，明确文本类型有助于激活模型的差异化翻译路径。思维链功能可有效提升译后处理效率，但AI翻译的最终质量仍依赖译者的专业判断与指令设计能力。

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刘向军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从‘无心之举’到‘有心之举’：AI时代的学与教”。刘老师表示，AI翻译既可能演变为“无心依赖”的工具，也可在理性引导下转化为有意识的学习助力，学生与教师均需避免“AI的独角戏”与“人的独角戏”两种极端。在翻译教学中应将AI有机纳入教学目标，通过需求分析与工具选型、初译与术语干预、译后编辑、质量回溯与反思等环节，构建人机协同的学习路径。

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刘颖呈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AI赋能翻译的能力边界：能与不能”。刘老师以《经济控制理论》（英文）的翻译实践为例，系统反思了人工智能在高难度专业文本翻译中的现实能力与局限。她指出，AI在逻辑推理、公式解释和局部纠错方面展现出一定优势，但在专业术语稳定性、交叉学科规范把握、断句理解以及语义精炼等方面仍存在完善空间。刘颖呈老师强调，应破除“AI万能”的能力幻象，将其合理定位为辅助解疑的“智能顾问”，而非可直接信赖的译文生成者。

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系主任穆欣博士以“互联网行业的日语本地化一瞥：以在线旅游服务平台为例”为题，对互联网行业本地化实践展开分析。穆欣老师指出，本地化OTA文本以功能导向和操作指引为核心，具有时限强、质量分级、更新快等行业特征，对译者的专业领域知识、工具素养与持续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强调，同类型网页本地化应从行业规范和用户体验出发提升质量，重点保障术语与风格一致性、语言可理解性及文化适配度，为本地化人才培养与出海质量管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案例视角。

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李澜副教授以“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翻译人才需求——兼论国际传播翻译人才培养”为题，从人才市场需求侧出发总结翻译岗位结构与能力要求的新变化。通过招聘数据采集与文本计量分析，李澜老师对党的二十大前后翻译类岗位需求展开对比。针对当前翻译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错位问题，李澜老师建议面向国家战略与国际传播需求，优化人才结构布局、推进产教融合与资源配置调整，提升新时代翻译人才的综合竞争力。

研究生论坛作为本届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国家形象与中国话语的跨文化建构、数字媒介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文学外译与海外接受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充分展现了青年学者的问题意识、方法创新与学术活力。

分论坛一：国家形象与中国话语的跨文化建构

本分论坛聚焦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话语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生成机制、传播路径与认知转化。各小组从国际媒体叙事、区域国别传播、哲学话语翻译以及品牌外宣实践等多个层面展开研究，呈现出宏观叙事与具体案例相结合、话语分析与翻译实践并重的研究特点。

相关研究一方面系统考察了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扶贫议题的叙事演变，揭示其报道话语随中国政策推进而发生的结构性转向；另一方面，通过坦桑尼亚、日本等具体语境，深入分析中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的“自塑—他塑—合塑”过程，以及中国治国理念在跨文化翻译中的语义调适与价值重构。此外，品牌外宣研究将国家文化形象延伸至企业国际传播层面，探讨传统文化符号在多语种翻译中的再编码方式。整体而言，本分论坛强调国家形象并非静态呈现，而是在多重话语互动中不断被重构的动态过程。

分论坛二：数字媒介时代的中华文化出海

本分论坛立足数字媒介环境，重点探讨中华文化在多平台、多模态、多主体参与条件下的国际传播路径与表达机制。各小组研究对象涵盖动画电影、数字文化遗产、文学译作以及国产动画IP，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媒介意识。

相关研究从跨媒介叙事理论出发，分析中国经典文化形象如何通过影视、社交媒体与海外受众互动，实现现代转译与国际传播；同时，借助Python情感分析、评论挖掘等数字方法，对文学译作的海外接受进行量化考察，揭示文化折扣与读者反应之间的关系。敦煌文化与国产动画的研究则从多模态协同与视觉转译角度，探讨传统文化在数字语境中的再生机制。整体来看，本分论坛突出“技术—媒介—文化”三者的深度融合，展示了数字时代中华文化“出海”的新路径与新挑战。

分论坛三：文学外译与海外接受的多维路径

本分论坛以文学翻译为核心，系统探讨中国文学在国际传播中的翻译机制、接受模式与跨文化影响，呈现出理论探讨、技术方法与案例研究相互支撑的研究格局。

相关研究既关注人工智能参与下的人机协作翻译模式，反思技术赋能与人文价值之间的平衡；也依托平行语料库与计算方法，分析武侠小说、海派文学等不同类型文学作品在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及其对中国形象建构的影响。同时，通过对汪曾祺、《三体》等作品在不同文化市场与媒介平台中的传播比较，揭示中国文学“出海”在当代语境中的多样化路径。整体而言，本分论坛凸显文学外译并非单向输出，而是一个涉及翻译选择、媒介环境与海外读者共同参与的复杂跨文化过程。

闭幕式上，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赵蔚对会议作总结。她表示，本次论坛全面呈现了翻译在国家形象塑造、促进文明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既体现了高水平学术研究，也彰显了青年学子的创新潜力。她勉励研究生坚定文化自信，积极投身跨学科研究和人机协同创新，不断提升学术能力，为增强我国国际传播影响力、推动世界文明对话作出应有贡献。

本次论坛既是一种学术传统的延续，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共同期许。我们期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堂堂溪水出前村”，在世界文明的版图中奔涌向前，也期盼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文明图景。与此同时，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时代责任。作为新时代的外语人、翻译人，我们不仅要精通语言，善用技术，更要具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与自觉，让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思想智慧与独特魅力，真正“飞入世界百姓家”。